不论在域外还是在中国，先前参与制宪或者修宪，后来参与行宪、释宪的领导人物均不乏其例，可谓扶上马再送一程。
[147]而在中国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控制机制，就是将人民同时视为为国家正当性来源、国家权力本身归属者、最高与最终决定权归属者三种意义上的主权者的结果。其行用主权，由宪法委之于行政、立法、司法者[94]，吴贯因所拟宪法草案亦有类似规定[95]，从其用法看，这里的主权大概包含了国家（权力）的属性和国家权力本身两重含义。
法院对个人合法权利的争议拥有最终决定权。朱采真：《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释义》，世界书局1931年版，第27页。[14]国家权力与主权的混淆，来源于近代最初论述主权概念的理论家们。同时代的论者多认为，该条文中的主权系指国家内部的最高权力。春风则持更激进的国家主权说，认为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是过时的旧学说，国家主权，殆无疑义，并以人民的自由权、参政权会受到国家权力限制为由反对主权者之无上权力在于人民。
[123]一种可能的回应是，中国宪法区分了（国家）权力和职权两个概念[124]，（国家）权力由人民拥有并行使，各国家机关所行使的是职权，即特定事务的管辖权。对主权概念采取何种理解，以及对主权者的存在样态（例如是以实体性或非实体性的形式存在、[146]是以不可分的统一体形式存在或是以可分的集合体形式存在，等等）和地位采取何种理解，都将影响到国家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分配。[35]制裁应被理解为科处新的不利负担，制裁性的实质标准是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或者增加新的义务。
尽可能地将一些不利性处分行为纳入《行政处罚法》中，有利于监督行政权规范行使，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24]以上三点理由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排他关系。除此之外，在未来的法律适用中，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认知错误、共同违法等更多与行政处罚制裁性密切相关的特殊规则都可能出现，甚至规定在将来的司法解释中。公共警告、公布违法事实等行为措施，既可以被认为是对违法者的惩戒，也可以被认为是提醒社会公众注意的一般行政措施。
其中，下令、禁止等依职权做出的不利益处分是秩序行政领域适用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行为之一，在外观上与行政处罚最为相似。修订通过的《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新法)沿袭了这一思路，有限度地扩张了行政处罚种类。
另一方面，立法者可以为了提升公共治理能力，或者为了使行政权力有法可依而扩张处罚种类。它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权力行使。尽管二者的终极目的均为维护公共利益，但是在具体层面上，二者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机制不同。从比较法来看，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行政处罚种类存在两种模式。
然而，新法规定的行政命令与其列举的处罚种类之区别并不明确。章志远、鲍燕娇、朱湘宁：《作为公共警告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63页以下。此外，由行政处罚种类扩张而带来的责任要件、程序规定、变更判决等法律适用上的问题也亟须解决。反之，如果认为没收违法所得不属于行政处罚，则应该将其从处罚种类条文的列举中删除。
类似的主动公开信息的规则在《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中也大量存在。[87]见前注[33]，王贵松文，第24页。
然而若将公布违法事实定位为行政处罚，当违法行为是由可以免于处罚之行为人做出或行为人无过错实施违法行为时，违法事实公布将受到阻碍。由此可知，狭义行政管理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塑造活动，通过下令、禁止等手段直接设定、确立或者变更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使行政法律规范设定的第一性法律义务得以具体化。
[77]既有行政机关依职权做出的行为措施，亦有依当事人申请做出的行为措施。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 扩张论 。例如，依法不予处罚的违法行为人或者当行为人不具备主观责任时做出违法行为，严格遵守新法之规定，行政机关便无法做出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等行为措施。[36]另外，制裁是否必须包含对违法行为人的非难和谴责也是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 摘要: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26]应松年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参见章志远：《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的违法事实公布》，载《法学家》2012年第1期，第52页以下。本文将首先对行政处罚种类的扩张论进行分析梳理，继而从行政处罚的内涵与立法政策两个方面对处罚种类的扩张热进行冷思考，探讨行政处罚种类的合理范围。
[25]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73]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60]在纳粹时期，这种一元制处罚模式被打破，立法者通过规定秩序罚赋予行政机关广泛的处罚权。[52]王立峰：《惩罚的哲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92]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所适用的法律相互区别，行政处罚仅受《违反秩序法》之调整。 王明喆，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33]制裁是一种依法强加给相对人一般法律义务之外的额外义务，[34]主要表现为不利的法效果。但是，伴随着夜警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变，在刑法典之外出现了大量的附属刑法、单行刑法，司法机关不堪重负，一元制处罚模式受到广泛质疑。
[19]在主张扩大地方的行政处罚设定权时，他们并不满足囿于旧法第8条列举的处罚种类，而是主张将名誉罚、信誉罚等新型行为措施纳入地方立法可以设定的处罚种类中。[50]目前，二元主义论得到广泛支持。
有学者认为，交通违法记分行为符合行政处罚的特性和构成要件，很好地体现了行政处罚的功能，实践中记分行为基于与行政处罚同样的程序做出，因此其属于一种新形态的行政处罚。[98]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一些法律做出了特殊规定。
[96]参见德国《违反秩序法》第1条、第40条、第42条、第46条、第71条、第72条等。首先，责令改正、责令恢复等行为并未对相对人科处额外负担，学理上的救济罚主张不能认可。
[47]因此，在对处罚内涵等关键问题的理解上，对刑罚处罚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新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与行政命令行为相互交叉、边界不明。[28]与此类似，有学者以没收违法所得和责令停产停业为例，认为其虽然是实定法明确列举的处罚措施，但却没有科处额外不利后果，因此制裁性作为判断行政处罚的实质标准并不确切。[86]参见朱春华：《公共警告与信息惩罚之间的正义——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折射的法律命题》，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69页。
[45]直到1943年国民政府《违警罚法》三读时，才脱离刑法性质，被正式宣告属于行政法。[67]20世纪80年代后，行政处罚更是进入爆炸性增长时代，行政处罚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处罚权成为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贸然扩张处罚种类，虽然可以实现有法可依，但是同时也会造成水土不服。[56]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刑法中，并非所有依职权做出的不利益行为措施均为刑罚，在刑罚之外还存在保安处分。
[20]参见李晴：《论地方性法规处罚种类创设权》，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5期，第131页。因此有学者直言不讳地说，与其说在处罚做出时要责令改正，不如说，有些情形下除了责令改正外，还需要处罚。
